日本首相野田不久前访问印度，日印还将首次举行海上联合军演，两国的密切合作令世人瞩目。说起两国间一些特殊情感就不得不提二战后的东京审判，印度大法官巴尔是唯一力主开释日本战犯的法官。巴尔的辩护使一些日本甲级罪犯被免于定罪，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那么，巴尔在东京审判中究竟是怎样为日本战犯辩护的呢？
当审判日本战犯之时，联合国方面共安排了11位法官，为了保持审判的公正性，除战胜国的法官外，还特意加入殖民地国家的法官，巴尔即为其代表。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法庭开庭。5月17日，巴尔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在落座之前，他面向被告方向双手合十，静静地行了一礼。从这一天起，这个印度人的名字永久载入了日本史册。
在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对判决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4名法官对个别案例的量刑提出异议，只有巴尔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论。巴尔的根据是：检方所指控的“对和平的犯罪”及“对人道的犯罪”，都乃“事后法”的判决结果，根据“法的不溯及原则”，日本人应该是无罪的。
巴尔的意见书长达1235页，他从法理的角度阐述了日本战犯无罪的原因：“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国际法的追诉对象仅仅是国家，而不能罪及个人”；“国际法对于违反它的规定的国家予以制裁，但对于违反它的个人因没有规定制裁方法而无从着手处罚”；“即使日本对那场战争负有道德的责任，但是没有法律责任”。
就在审判开始之前，巴尔还曾问麦克阿瑟：“依据什么法律对他们审判呢？”麦帅说，用国际法审判。巴尔说，国际法无法审判战争。战争不是犯罪，如果战争成为犯罪的话，那么这种罪行只有在采用了违背国际法规定的战争方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巴尔还坚持严谨取证的立场。由于法庭采纳了一些缺席证人的意见，这引起巴尔的质疑，他说，“既然法庭不能将其作为证人传唤到庭，不能在证人席上作证，那么，他们说的话就很难令人信服。”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病曾经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当时，巴尔就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以此作为替松井石根开脱罪责的一个重要理由。他指出，“不要忘记，松井大将当时生病，在发生这件事（指南京大屠杀）之后数周内，他被从自己的任务中撤换下来。”在巴尔看来，松井石根的疾病使得他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其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也要受到限制。巴尔的这种辩护遭到远东军事法庭大多数法官否决。
巴尔的立场虽然有些荒唐，但获得很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吹捧，同时也为他们寻找“战争无罪论”创造了所谓的“法理依据”。巴尔貌似是一个严谨而机械的法律主义者，但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又主观上灵活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在不顾整体事实的情况下，仅从狭隘的法理学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成为国际法学界一段笑谈。不过，在日本原首相岸信介的支持下，巴尔曾3次受邀访日，在各地宣传日本无罪论。在最后一次访日中，日本政府因其为“和平运动作出功勋”而授予勋章。1967年1月10日，巴尔在加尔各答的家中去世，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亲发唁电致哀。1975年，巴尔纪念馆在日本落成。2005年，靖国神社树起“巴尔显彰杯”为其立传颂德。
========================================================================================================================================================
日本广播公司在二零零五年八月专门用了55分钟在热门时间报道了这位“法官”的生平。另有一本309页的专著来描述此公的思想及对日本的影响。但最扎热闹的还属刚下台的日本前首相安倍今年访印期间，不辞路途遥远，特意跑去访问这位“法官”的孙子――一个81岁的老头。安倍还对印度的议会发言说该“法官”的高贵的勇敢精神至今仍为许多日本人所推崇。
战后许多日本的领导人和思想家都力挺这位“法官”，因为他在东京审判过程中坚持认为日本没有对亚洲发起侵略战争，而是在进行“自卫和解放运动”。他的观点自然对了那些要试图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日本人的胃口。
众所周知，经过东京审判，由十一名盟国派出的法官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正义地宣判了25名甲级战犯所犯下了发动侵略战争和反人类、反和平的罪行，并把他们送上了绞架。但是在东京审判过程中，盟国的十一位法官中，却冒出了唯一一位坚持日本的甲级战犯们无罪的印度“法官”。
时至今日，我们对当年英美两国为何选择了时任印度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这位“法官”代表印度参加审判已不得而知。据说此公对亚洲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怀有深切同情，做为一名亚洲的民族主义者，他与其他法官有着截然不同视点。
在这位印度“法官”看来，在遭受殖民压迫的亚洲区域中，日本只不过是效仿了一点西方大国的所为而已。他反对对战犯进行的反和平和反人类罪的指控，在其长篇大论的法庭反对意见书中，他认为这些指控不过是战后编造出的罪名，是为了满足对复仇的渴望。他尽管承认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但却认为只应该将其归类为乙级甚或丙级罪行。关于25名被其他法官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这位印度法官写道：“我坚持认为每一名被告都应该被认为无罪，指控书中对每一名被告的指控都应该被宣布无效”。
这位印度“法官”还把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袭击形容为可以与纳粹相比的战争暴行。
1952年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接受了东京审判的裁定，但这位印度“法官”的长达1235页的反对意见书也由此被公开，成为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否定东京审判求之不得的依据。
战后日本政客多次邀请了这位印度“法官”访日，他的最重要的日本拥趸则为曾在五十年代末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而岸信介本人一度就曾为甲级战犯的疑犯 ――尽管未被法庭确认。岸信介又是安倍的外祖父和政治楷模。所以难怪，安倍对此人如此重视。
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日本右翼分子对这位印度“法官”推崇备至，但对他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却颇为不满，声称这位法官不过是受到了中国和盟国的宣传。
据说，这位印度“法官”身上所体现的是印度的反殖民主义者对日本的困惑情绪。当年日本与西方大国的争夺令印度爱恨交加，爱的是日本做为一个亚洲国家能够与西方殖民大国争雄（他们大概没有听说过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忧的是日本的对亚洲的殖民行为。所以他们尽管反对日本的入侵中国，但站在日本的一边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的部分反殖民主义武装还曾接受过日本的资助。他们一方面感谢日本的帮助，另一方面对日本也怀有一定的戒心。所以这位印度“法官”在东京审判中表现出的观点，被认为是受到了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
诚如此，这位印度“法官”的不同凡响，则不过是出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这么个狭隘的意念，而日军暴行和加之于中国人民的巨大苦难却被他不以为罪或大罪化小。好一位冷血的“法官”！
印度的朋友常自诩他们近来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他们最富有民主和质疑的精神。那么就让我质疑一次这位“法官”良心和基本的公正。中国人民不仅要记住梅汝璈法官，也应该记住这位印度“法官”的名字：“Radhabinod Pal”。在我的眼中，他令印度蒙羞。
![SiS001! Board - [第一会所 关闭注册]](images/green001/logo.png){kind=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