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军事征伐外，为了彻底解决边疆纷扰，汉帝国允许或强迫部分游牧部族移居帝国北疆的边郡之内或附近，以便就近羁管或要他们替帝国守边。如此，华夏北方的资源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北族开放。迁入北方诸郡的游牧部族仍聚族而居。为了应对周遭世界，部落领袖的威权大增，同时这些部落领袖家族也愈来愈像北方的华夏巨姓门阀。他们一方面有游牧部落组织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从华夏士大夫那儿习得一些治国兴邦之术，因而得在乱世中吸收许多需要保护与喂养的流离百姓，建立割据一方的政权。
如此，在东汉帝国灭亡之后的乱世中，匈奴之裔建国前赵、北凉、夏，其支裔羯人建立后赵，移居关中的羌人建后秦，氐人建立前秦、后凉、仇池等国。在北边建国最多的是鲜卑；慕容氏建国前燕、后燕、南燕，段氏建辽西，秃发氏建南凉，乞伏氏建西秦。最后统一华北的北魏拓拔氏与北周宇文氏，也都出于鲜卑。在传统中国史上此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至589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秦汉“华夏帝国”转变为隋唐“中原王朝”的关键时期。这个帝国性质的转变，主要是部分的匈奴、西羌、鲜卑部族迁于塞内，他们吸取华夏文化中糅合儒、法的礼仪教化与治术，配合原有之游牧部落与部落联盟等组织概念，尝试建立兼治长城内外之民的政权。如此，当统一帝国再度出现时，新成立的隋唐帝国在王室血缘上、在对待长城之北游牧部族的策略上，都与秦汉帝国有相当的不同。许多历史学者早已指出隋唐帝国王室中有北族血缘，唐太宗与北族结盟以安定长城南北的关系，唐帝国广开与北方草原及西域间的贸易往来，帝国内历任宰相也多有出身北方草原部族者—这些都显示唐帝国已不只是一个由华夏建立的帝国王朝，而是一个接纳、混合各方传统的新王朝，我们可称之为“中原王朝”。当然，隋唐及此后各个中原王朝之民，主要还是华夏或汉人。
然而“华夏”的内涵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也有很大的变化。许多学者都曾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族之汉化，因此华夏或汉民族中吸纳了许多来自长城以北及西北的游牧部族之民。我认为，一个更具意义但被忽略的变化是在华夏或汉族的祖源记忆上，他们由“黄帝之裔”成为“炎黄子孙”。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里，我曾说明在华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一个祖源历史记忆—黄帝为打败其主要对手炎帝的英雄祖先—成为凝聚华夏认同最重要的同源记忆。因此，由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绝大多数的华夏家族都自称是黄帝之后，只有少数门阀家族—如博陵崔氏—自称为炎帝之后。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匈奴统治者的始祖（淳维）是黄帝之后;这显示，司马迁认为北方草原的尊贵家族也应是黄帝之裔。根据唐代达奚安俨的墓铭记载，这个以“达奚”为姓的鲜卑家族自称其祖源为黄帝子裔昌意、始均。成于魏晋的《后汉书》提及西羌是姜姓之族，三苗的后裔。在汉、魏晋之历史文献中，“炎帝姜姓”是相当普遍的历史记忆，因此进入关中的羌人大姓家族应很容易借此自称为炎帝后裔。然而，他们仍然自称为黄帝后裔;此更说明汉晋时“炎帝”并非普遍受人们攀附的华夏英雄祖先。
隋唐时自称炎帝神农氏后裔的贵冑家族逐渐多起来。修于唐代的《周书》记载鲜卑宇文氏之祖先由来，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根据此记载，北周王室可能自称为炎帝后裔。至少，根据写于唐代天宝年间的宇文琬墓志来看，这个代郡武川的宇文家族自称是炎帝之裔。唐代出身北方草原之士族自称炎帝后裔的虽然不多，大多数家族仍自称是黄帝子孙，无论如何，在华夏的祖源记忆中将炎帝与黄帝并列逐渐普遍。《新唐书》记载，唐代武后曾问臣下道，各世族说起本家族由来都说是炎帝、黄帝的后裔，难道上古没有一般老百姓(指炎、黄之外的各姓族)吗?这是如今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的渊源。元代蒙古史家脱脱主持编修的《辽史》中，作史者认为辽之王室为炎帝后裔，又称天下统治家族皆为炎、黄之后，以此合理化契丹之辽入主中原之事，同时也隐喻着当时元朝蒙古统治政权之正当性。攀附炎帝为本族群祖源，中古时期许多北族以此别于自称黄帝之后的华夏家族;华夏逐渐普遍接受“炎黄子孙”记忆，也表示此时华夏认同中已容纳许多来自华夏域外的族群。
隋唐至于清代，无论入主中原者是蒙古、契丹、女真或是华夏，所建立的皆是中原王朝。中原王朝有其一般的性质，如建立于儒法政治价值传统上的官僚体系与治民之术，也有其各个时代的王朝特色，如辽、金、元、清等王朝兼治草原部族的组织机构。无论如何，长城以南的资源领域是各王朝的基础;所有的中原王朝统治者所为，简单地说，都在维护、扩张此资源领域，并在内部行资源阶序分配。以北方来说，长城仍是中原王朝的资源界线。即使是在辽、金、元、清等时期，王朝统治者仍将许多北方游牧部族隔于此资源界线之外，也因此不断有新的北方游牧政治群体崛起，尝试突破此资源界线。
![SiS001! Board - [第一会所 关闭注册]](images/green001/logo.png){kind=logo}
